▲来源：CFF2008、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

本文发布对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石的访谈。2008年，王石先生创立万科公益基金会，2020年，发起成立深圳市万行公益基金会，在这十二年间，他还参与了多家基金会的创办过程。作为资深慈善家，王石先生谈到，中国传统就有乐善好施的文化，一个人拥有一定的条件后，帮助邻里、帮助社会是应该的。在公益慈善领域多年的经历也令他体会到，在中国做基金会不仅需要勇气、创新和付出，更需要智慧，有时候还要受得住委屈。

*受访者：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石

CFF：2008年6月，您率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15位企业家赴美国考察公益组织。你们看到美国成功的企业家都在积极从事公益事业，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公益事业管理经验，并且将许多企业经营的方法引入公益事业管理。回国后，您开始着手在民政部注册万科公益基金会。这次赴美考察经历对您成立基金会有什么影响？从起心动念到成立基金会，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哪些故事？

王石：那次访问美国，对我来说有影响，但不能说带来非常大的改变。因为当时社会上对公益慈善的认知已经开始普及，并不是我们去美国才能感受到。

比如，2004年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后，在国际上的第一个合作机构是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当时TNC的董事会主席亨利·保尔森也是高盛集团的董事长，他很关心中国的环保事业。我是SEE那届的副会长，刘晓光是会长，我们代表SEE签了合同，和TNC一起在中国开展环境保护工作。

我是一名环保生态爱好者，从2001年开始去世界各地登山。一方面，我在登山的过程中深深感受到气候变暖带来的影响。作为一个企业家，我希望承担一些社会责任，于是，我主动找到绿色和平组织北京办事处寻求建议。

另一方面，2003年，我在去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途中，听朋友介绍拉萨的一所盲童学校。这所盲童学校的创办人来自德国，本身也是一位盲人。她旅游到了西藏，了解到当地一些流浪儿童是盲人，不但没有机会上学，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于是创办了这所盲童学校。我听后非常感动，所以以个人名义开始做一些资助。中国传统就有乐善好施的文化，一个人拥有一定的条件后，帮助邻里、帮助社会是应该的。当时以个人身份出钱做慈善，也是很好的选择，并不是非要马上发起成立基金会。

我真正打算有组织地做慈善，是受徐永光的影响。他在推动中国公益慈善组织社会化、法制化的道路上是一位先驱。他鼓励先富起来的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组织化地做公益，把个人的慈善行为变成公司的行为。

在这样的背景下，2008年，我们专门组织了一批中国企业家访问美国。此行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更深入地学习西方公益慈善组织的运作方式；另一个目的是，中国2001年加入WTO，向外出口和投资会是未来的趋势。我们应该像西方那些成熟的企业家一样，不但要跨国投资企业，而且要在国际上做公益慈善。

学习西方的企业家做慈善，对我影响比较深远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它们已经在中国开展了不少公益慈善活动。比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捐赠建立了协和医院，现在不仅是中国最好的医院之一，也是中国最好的医科大学之一。所以，我对基金会和公益慈善的认知其实早就根深蒂固了，并不是去了美国才发生改变。

CFF：1983年您辞去广州铁路局的工作来到深圳，1984年下海创办万科（前身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今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也是您来到深圳的40周年。改革开放和深圳的城市特点给万科集团和万科公益基金会的发展带来了哪些影响？

王石：首先，改革开放对民营企业和公益慈善组织具有重大影响。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社会主义体系有两种所有制，一种是国家所有，另一种是集体所有，一切活动都是国家包办，公益慈善组织没有太多活动空间。改革开放对所有制进行改革，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允许混合所有制的存在，使社会形态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多种所有制下，一个社会的资源构成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国家的资源，第二部分是企业的资源，第三部分是公益慈善组织的资源。同时具有这三种资源，社会才会比较成熟，能够更高效、更均衡地发展。当然，中国和西方不同，这三种资源不是三足鼎立的关系。在中国，政府影响力相对而言最强，其次是企业，第三才是公益慈善组织。影响力越大，对社会稳定的作用越强。

正是改革开放给了民营企业和公益慈善组织这样的机会，也让万科集团和万科公益基金会有条件发展起来。

万科在深圳成立，深圳对万科也有很大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影响力和规模最大的也是深圳，原因之一就是深圳毗邻香港，发展受香港的影响非常大。1979年，深圳蛇口一声炮响，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这第一声炮响就是香港的招商局在深圳建立了中国境内第一个允许外资投资的地方——蛇口工业区。还有深圳的第一家酒店、第一家来料加工厂……可以说，深圳绝大多数的“第一家”都是香港企业。

除了企业，深圳公益慈善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香港的影响。香港虽然被英国殖民统治了近百年，但他们的基因仍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奉行乐善好施，富人帮助穷人，有能力的人帮助没有能力的人，因此公益慈善发展有很好的基础。印度洋海啸的时候，香港的人均捐款量位列全世界第一。每当国内遇到各种灾害，香港更是踊跃捐款赈灾。我记得非常清楚，1991年华东特大水灾发生后，整个香港的演艺界通过举办集体义演，为赈灾筹集了一大笔善款。我当时在深圳，每天看到香港的电视节目，字幕里不停地滚动香港民众的捐款信息，深受感染。

万科刚开始的合作伙伴、投资者中有不少港商，和他们的交往也对我影响很大。比如，80年代末，万科进行股份化改造，第一个义不容辞投资的就是一直和万科有合作的港商刘元生。他是一个创业家，喜欢拉小提琴，以一己之力资助成立了香港爱乐团。这个乐团经常组织慈善演出，演出卖得的票款扣除费用后，全部捐给公益慈善组织。

所以说，深圳的发展深受香港的影响，不仅在经济建设领域，也包括公益慈善领域。而这种影响也反映在万科集团和万科公益基金会的发展中。

CFF：回顾过去十五年，在您看来，万科公益基金会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做基金会的过程中，给您带来最大的价值感是什么？

王石：我从2000年开始接拍广告，广告收入能比我的工资奖金还多。我把广告收入全部捐出来做公益慈善，另外把工资奖金的三分之一也拿出来做公益慈善。

直到我觉得做得差不多、需要扩大规模的时候，打算把公益慈善项目交给万科。2008年，万科公益基金会成立，我不是要把自己的捐赠撤出来，而是通过基金会进一步提高对公益慈善的支持，相当于把企业家的行为变成公司的行为。

万科公益基金会成立后，经历了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刚成立的时候，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和随机性。比如刚才说到的西藏盲童学校，我个人从2003年开始承担盲童学校每年的行政支出，成立万科公益基金会之后，就由基金会管理这笔捐赠。还有我很早就支持的保护雪豹项目，后来成为了万科公益基金会的旗舰项目。这个阶段，万科公益基金会还做了很多其他议题的项目，比如扶贫和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救助。我们觉得什么事情值得做，就会去做，涉及的议题比较杂。

成立后的几年中，万科公益基金会开始摸索自己的方向，开始关注生物多样性和环境保护。刚开始做过大熊猫保护，后来还做过东北虎保护，最后定位在专门做雪豹保护。

第二个阶段是我们觉得生物多样性、生态保护还是太宽泛，想要更加聚焦，于是开始重点做城市本地物种保护和垃圾循环再利用。2015年，我们设计了古建筑保护项目。但同时，旧的项目没有停止，新的项目又在开展，仍然没能集中起来。直到2017年，我们决心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开始专注于社区环境可持续发展。当然原有的项目还会保留一些，比如雪豹保护项目。从2017年到现在，垃圾分类作为万科公益基金会的主流项目，在国内和国际上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起到了引领作用。

现在是第三个阶段。这次理事会换届后，我们有了两个非常明确的目标。一个目标是打造碳中和社区，主要是把垃圾分类作为新的旗舰项目。另一个目标是在一定程度上学习借鉴福特基金会的模式。福特基金会虽然还叫福特，但已经和福特集团没有关系了。我们希望把万科公益基金会打造成一个更加社会化的基金会，虽然名字也叫万科，现在和将来也还会继续接受万科集团的资金捐赠，但治理和运作上越来越社会化。

CFF：2019年6月，您率一批万科集团的去离职员工，发起深圳市万行公益基金会。该基金会于2020年5月正式成立，是国内首个由同一企业去职人员共同发起的非公募基金会。您是如何动员这些员工投身公益的？

王石：万科已经成立三十多年了，有很多万科的员工没有到退休年龄，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万科。但是，他们跟万科的感情还在，跟我这个创始人的感情还在，也知道我经常做公益慈善。他们虽然已经离开万科，但非常愿意付出时间、精力和金钱，为公益慈善做一些贡献。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成立了万行基金会。

从某种角度来讲，我在万科也算是退休了，和他们一样成为离开万科的群体中的一员，这样的身份让我们能够更平等地对话。我们都是离开万科的员工和家属，每年都会在一起聚会交流。因此，万行基金会有比较好的氛围作为基础。

万科公益基金会刚开始做得不是很专业，项目也比较杂。后来，我们意识到做公益要讲效果和社会影响力。在万行基金会，我们希望只专注于一件事情。我们选择了做公益急救培训及AED（自动体外除颤器）推广，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对于社会来说很有意义。大家在一起，研究如何做好AED的宣传推广、培训和应用。现在，不仅在大湾区，我们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并在华北、环渤海湾、东北、西北等地都设立了分部。

CFF：从万科公益基金会到深圳市万行公益基金会，期间您还参与了多家基金会的创办过程，您的多次基金会“创业”，心态有何不同？

王石：心态上还是很不一样的。刚开始做基金会，我好像有点居高临下的心态，觉得作为企业家，我既然能赚到钱，做公益、做基金会也一定会做得很好，所以在怎么做、怎么能做好这些方面并没有主动向别人借鉴。但在做公益的过程中，我慢慢发现自己的心态和个人修养都发生了变化。

第一个方面的变化是，在和别人一起做公益组织的过程中，我接触到的一些人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一位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发起人刘晓光。我受他邀请一起发起成立SEE，后来当了第二任会长。我很佩服刘晓光，无论做人、做企业，还是做官，他都能做到清正廉洁。但是在SEE，我发现他有个特点，就是组织会议的时候有点儿“和稀泥”。无论谁发言，即使观点相左，他都会称赞说好。我当时觉得这样做有些优柔寡断，经过很多年才慢慢体会出晓光的智慧。

近二十年过去，SEE换了很多位会长，现在仍然是中国生态环保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公益组织之一，无论筹款还是项目，在各方面都有很强的实力。我逐渐意识到，SEE能走到今天，我和其他人固然都有贡献，但发挥最主要作用的是刘晓光。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重要理念是“中庸之道”，说的不是要当谁也不得罪的老好人，而是一条道路既可以走左边、也可以走右边，取决于怎么能够更稳当地走下去。晓光就是把握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精髓的这一点，能够包容兼听，听取不同意见。而我恰好就缺少这一点。

这些道理虽然是我从晓光做NGO身上学到的，但显然不仅仅适用于做NGO，在做人、做企业等方面，都对我有很大影响。如果没有做NGO，我就不会跟晓光打交道。正是一起做NGO，我才从他身上学到这些。有时候，金子在沙子里我们是看不到的，只有风吹过后才能看到。

还有一位是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的发起人李连杰。壹基金召集了很多知名的企业家，大家调侃叫“五马一牛一石”（马云、马化腾、马蔚华、冯仑、牛根生、王石）。很多企业家都很有个性，同行之间互相不买账，做公益也互相不买账。但李连杰能够把这些人召集到一块儿做公益，可见他是有大智慧的。

第二个方面的变化是，我从开始做公益到现在，收获非常大。我的收获不仅仅体现在知道公益慈善组织怎么做，逐渐理解公益慈善组织的逻辑和生态链，而是给我的认知和方法论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很多人说我不简单，能够二十多年如一日地做奉献。我认为奉献和收获是并存的。我自己在做公益的过程中获得了安心和愉悦，我的获得比付出更多。

第三个方面的变化，当今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复杂的国际关系、气候变暖导致的生态危机等等，寻求应对这些全球性挑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开始形成。过去这些年，万科公益基金会的业务也在国际化，经常在联合国的平台上就绿色、低碳、环保、生态等话题与各国组织进行交流。我们发现，做公益慈善不仅在中国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在国际上也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在全球化趋势当中，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公益慈善是一道绿色通行证，是全世界都认可的共同语言。举个例子，我突然发现，我做了二十年多年的生态环保，已经成为了一种生产力，现在到处都在做碳中和的商业模型。

所以说，我现在做基金会和刚开始做基金会的认知区别非常大。

*2010年第二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上，王石在圆桌对话《非公募基金会的行业使命和社会角色》中发言

CFF：2010年10月，您在第二届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上曾经感慨，发现在中国做基金会相当不容易，能不能做得好，并不全在于我们努不努力，而在于政策上是否鼓励支持。十多年过去了，“做基金会不容易”这样的感受现在还有吗？

王石：还有，这是毫无疑问的。做公益基金会当然不容易。

首先，做公益和做企业不一样。我们很多企业家刚开始做公益的时候往往有点刚愎自用，觉得自己赚钱都能赚到，花钱还不容易吗？后来才发现，花钱比赚钱难。无论是赚钱还是花钱，都要追求效益，花钱追求的是公益上的效益。我们做企业赚钱很好衡量，只要看收入是多少、支出是多少、净利润是多少、回报率是多少，都很好计算。有些企业即使暂时没有盈利，股价仍然很高，因为它有清晰可预期的未来。做公益不一样，我们捐了钱，但是怎么判断这钱花得好不好？怎么做才能真正把钱花好？这些都很难衡量。

 第二，我们的国情和文化决定，政府在政策制定、资源分配等各个方面处于主导地位。无论过去、现在、将来，这都不会改变。政策赋予我们多大空间，我们就在多大的空间里做事情。

第三，虽然中国有乐善好施的传统，但改革开放后才为公益慈善的发展打开空间，才开始认知公益慈善的理念，接触国际上的NGO。我们起步比较晚，相关人才也比较缺乏。早期的很多人才是国际上的NGO在中国慢慢培养出来的。可喜的是，这么年过去了，中国自己的公益慈善人才队伍已经逐渐形成，很多公益慈善组织已经接近或者达到了国际水平。

所以我现在依然觉得做基金会相当不容易。虽然不容易，但在我看来，企业家就应该扮演这样的角色，去做不容易的事情。在西方，很多企业家最后都成为了慈善家。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大量的财富可以为公益慈善组织提供资源，也因为公益慈善组织非常需要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这么多年在公益慈善领域的经历让我体会到，在中国做基金会不仅需要勇气、创新和付出，更需要智慧，有时候还要受得住委屈。当然，我自己没怎么受委屈。

CFF：也是在第二届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上，您结合多年做企业的经验反复强调一个关键词：“耐心”。您说：“耐心是一定要有的，但是有耐心不等于沉默、不行动”；“持续是最可怕的，每年都持续往前，哪怕持续一小步，只要持续下去，这个进步力量总会成功。”您如何看待做公益慈善的耐心或长期主义？

王石：我非常认同“耐心”和“持续”的价值，我自己对此太有体会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不是突然一下子就让全世界刮目相看，而是每年都有进步，成果是慢慢积累起来的。所以，无论是做公益慈善还是其他事情，我们都要有耐心和长期主义精神，不要因为事情微小就不去做，只要持续起来，一定会成功。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受得住委屈、耐得住寂寞。

CFF：2023年，万科公益基金会开启了新一轮五年战略规划。能否请您畅想一下，未来的万科公益基金会是什么样的？对于自己在万科公益基金会的角色，您有什么打算？

王石：现在我们把社区废弃物管理作为2018-2022年战略周期的旗舰项目。这个项目有比较大的社会需求作为基础。以餐厨垃圾为例，《中国城市餐饮食物浪费报告》指出，2015年，中国城市餐饮业在餐桌上浪费的食物相当于3000万至5000万人一年的口粮。这些食物的生产本身带来了巨大的碳排放，被浪费以后再去处理、焚烧、填埋，又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

对于社区里的厨余垃圾，我们主要通过黑水虻无害化地处理，确保厨余垃圾就地消化、不出小区。在碳中和经济时代，如果能把这些厨余垃圾解决好，并努力发展商业模式，把我们做的事情从公益项目推动成为商业项目，也许就能为中国减碳一亿吨。在这方面，万科公益基金会一马当先，正在注册社会企业，也就是采用不分红的模式，获得的利润都归基金会，继续用来做公益。

此外，在打造碳中和社区的过程中，万科公益基金会打造了一个平台——大道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这个平台成立于2017年，专门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开展宣传。2021年，“大道”在英国格拉斯哥举办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设立了中国企业馆，宣传中国企业在碳减排、碳中和等方面的案例。这个国际交流平台现在已经做得比较成气候。去年在埃及沙姆沙伊赫的第27届、今年在阿联酋迪拜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企业馆一直都在很好地开展。

除了在国际上一年一次的舆论宣传，平时“大道”是一个常务秘书处，每年举办至少四次会议，基于中国低碳案例，组织相关的企业、学术机构和社会人士进行交流。

可以设想，面对未来的碳中和经济，万科公益基金会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上，都会有很强的影响力。这就是我对万科公益基金会未来五年的设想。

对于我自己，先声明一下，我的任期最多五年，不可能再连任。五年以后，万科公益基金会会有新的理事长。但是，从现在开始的五年中，我希望能加速推进万科公益基金会的定位转化，能够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脚踏实地地往前走。

CFF：基金会论坛秘书处发起长青文献图书馆，致力于打造公益慈善领域综合性文献图书馆。经过三四年的努力，目前馆藏有3000多册与公益慈善相关的出版物，有2000多册期刊，以及1200多家公益慈善组织的4200多册内部资料，其中就有万科公益基金会提供的资料。另外，馆藏还有个人和机构档案6000多件，其中有几位是中国公益慈善领域的先驱朱传一先生、商玉生先生等，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能够将老前辈们毕生积累的思想、文化和精神传承下去。作为资深的慈善家，您如何看待公益慈善领域的文化传承与发展？

王石：我觉得非常好。严格来讲，我原来对你们这里不是很了解。经过对话和你的解释，我才知道你们搞了这样的图书馆或者档案馆，我觉得非常难得、很有必要。任何事业都要有记录，有记录才能传承，才能知道过去、现在和未来。